文｜陳冠蓁／民間司改會法務專員
電影上映後，常有人問我：攜子入監，真的存在嗎？
其實，現行《監獄行刑法》第12條，對於這樣的情況已有明確規範。簡單來說，監獄會以「子女最佳利益」為考量，評估是否適合讓孩子在三歲以前，與母親一同生活於監內。然而，時間終究會慢慢流逝。當孩子滿三歲之後，又該何去何從？
依據同條第五項但書的規定，在符合子女最佳利益的前提下，仍可再延長最多六個月，也就是至三歲六個月為止。當這段期間將屆，監方也會開始規劃後續的轉介與安置，安排孩子離開監獄，進入其他照顧體系。
我曾聽這位教誨志工分享過一個讓人很難忘的故事。
她對我說：「有一天的下午，我看到有個人站在門口，靜靜地等待著，我不知道他在等什麼，於是也好奇地停下腳步——」她描述的畫面很清楚，我的腦海中閃過了她口中敘述的片段——
黃昏的陽光斜照在監獄的高牆上，小鳥啾啾地回巢，聲音此起彼落。在那樣的傍晚，一個高大的身影就站在鐵門口，安靜地等著。直到遠遠看見幼兒園的專車緩緩駛近，他原本嚴肅的神情，才在一瞬間柔和下來，甚至露出一種很難想像的、溫暖又開心的笑容。車門一打開，兩個小小的身影跳下車，蹦蹦跳跳地朝他跑過去，一邊喊著「阿伯」。
她說，那個站在門口等孩子的人，其實就是這所監獄的典獄長。
當時典獄長彎下身子，輕輕摸了摸孩子的頭，再一左一右牽起他們的小手，轉身往鐵閘門走去。那不是普通的一扇門，而是一道、兩道、三道鐵門之後的空間。
在那裡，是孩子和媽媽現在一起生活的地方——女子監獄。
她說，幼兒園的專車每天都是這樣開到監獄門口，車上還沒載到這些孩子前，必定會是空的。監獄裡的「阿伯」或「阿姨」，會牽著孩子走出來，笑著把他們送上車。這裡，永遠是他們上學的第一站，也是放學回來的最後一站。
那些幼兒園的孩子，就像一張張白紙。沒有人知道，他們是從高牆的另一側走出來，跟其他孩子一起上課；而他們自己，也還不知道，穿越那道高牆，究竟意味著什麼。
但也許正因為如此，大人們才會這麼小心翼翼地，用各種方式，替他們守住一點點「正常長大」的可能。她說著這些的時候，其實語氣很平靜，但我卻久久無法跨出在這個片段的故事裡。我想民眾應該很難想像牽著孩子過三道大門的震撼感，那其實也是他們在有限的光陰裡與自己媽媽相處的時光。
這樣的畫面，或許不是每個人都能親眼看見，但其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。
我也聽說，隨著合作的幼兒園更換，未必每次都能維持「第一站上車、最後一站下車」的安排。但即便如此，監方仍會留意孩子在校期間，是否可能因此受到其他同學的異樣眼光。在這些溫馨畫面的背後，仍然有需要被看見、被檢視的地方。
監察院於 114 年 11 月 28 日作成的 114 司調 0028
調查報告，就揭露了於桃園女子監獄中攜子入監的處遇問題。報告指出，一名外籍受刑人（下稱同學）因語言不通，難以理解監內規定，也難以及時表達孩子的需求。她於訪談中提到，自己常常一邊吃飯、一邊後揹著孩子餵食；在孩子尚未能自行行走前，被要求必須全程抱著照顧，不能將孩子放下可能會被處罰。若孩子哭鬧，甚至需要抱著孩子在廁所裡等待入睡，才能回到舍房。
從這份調查報告中也同時可以發現桃園女子監獄在親子共居空間中，早已超過容額上限。原本規劃可容納的幼兒人數有限，卻與數十名一般受刑人共用場域，使得空間顯得擁擠而壓迫。
調查人員無預警履勘時發現，幼兒甚至缺乏足夠的活動範圍，連基本的用餐空間都難以安排，有母親只能一邊揹著孩子、一邊進食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孩子能夠接觸外界的機會也十分有限。會走路的幼兒，每週僅有極短時間的戶外活動，還需輪流使用設施；尚未能行走、或因環境而依附母親的孩子，則幾乎沒有探索空間的可能。
除此之外，飲食與發展支持也面臨不足。部分同學反映，幼兒餐食內容單一，營養來源有限，需自行負擔額外副食品；而在發展評估與後續協助上，也未必能及時銜接，讓部分孩子的成長需求被延宕。當孩子哭泣時，環境中甚至缺乏一個可以安心安撫的空間。有些母親只能在走道、角落，甚至廁所中抱著孩子等待平靜。
這些看似細碎的日常，其實一點一滴累積成親子之間的壓力與負擔。同樣是母親，但在語言與身分條件的差異下，能否獲得協助，卻未必相同。
高牆之內，也有人努力讓自己的孩子，能像其他孩子一樣上學、回家。那些與外面世界不同的日常，就這樣靜靜地被留在高牆之後。也許我們都很難真正理解那三道鐵門後的生活，但至少，可以多看一眼、多想一點——
在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地方，仍然有人努力讓生活，不至於失去原本的樣子。 |
